破解《周易》千古谜题之大衍筮法辨误

文/鹤林

鹤林居士像

大衍筮法简述

大衍筮法也称大衍成卦法大衍筮卦法大衍数演卦法，是汉世以降的学者依据通行本《周易》之《系辞上传》大衍之数章揣摸出来的占筮得数成卦的方法。大衍筮法名义上似乎只应有一种方法，但事实上不同的易学观点或所谓私心、私智，促使学者们各自为政，产生了操作、解说的诸多分歧，在同一面大衍筮法的大旗下面，山头林立，杂法丛生，历来争执极多，至今尚无定论。

《周易》本来就是一部占筮之书（当然不仅是一部占筮之书），易卦的成卦方法无疑是易学的基石，筮法不明，易学便成空中楼阁。此话并非危言耸听，许多根本性的易学问题皆由蓍法萌发，一些重大的易学理论也都建立在蓍法之上。不知学者们是否曾经想过，如果大衍筮法从整体上来说属于谬种流传，至少近两千年来的易学将情何以堪！

蓍法的龃龉由来久矣，矛盾的激化集中体现在南宋郭雍和朱熹的相关辩论中。为收提纲挈领、以简驭繁之功，本文就以郭、朱之辩所反映出来的不同筮法为主线，对大衍筮法作个大略的介绍。

一、指导思想上的异同

郭雍比朱熹年长20余岁，以易、医、兵法、历法之学显名于当时。其易学著作有《郭氏传家易说》《蓍卦辨疑》，后者全文已经亡佚，幸赖朱熹《蓍卦考误》为批驳而有所迻录，后人仍能由斑窥豹。郭雍与朱熹就蓍法（注：今人所谓筮法，古代易家常称蓍法）进行过往复较量，从郭雍的《郭氏传家易说》、朱熹的《晦庵集》《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可知郭、朱蓍法之概貌。

郭雍对孔颖达、刘禹锡、李泰伯、张载、程颐、邵雍、郭忠孝等唐宋学者关于大衍之数章的解读或由此总结出的蓍法作了些介绍，不难想见他也有援引先达时贤，取己所需，以证他本人主张的蓍法堪称正宗老字号的用意在。尽管后世学者一定程度上都是朱而非郭，至今余敦康先生也以为朱法较之郭法相对优胜（余敦康：《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与〈易学启蒙〉解读》，《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四期）。但是，平心而论，仅就学术态度而言，比起朱熹解《易》时只要需要，就敢捏造，郭雍还是表现得要严肃、纯粹些。然朱熹的天份实在较郭雍为高。

郭雍在探究蓍法的渊源时，与不少腐儒一样具有偏执、极端的弊病，他认为包牺画八卦，并非通过蓍法来成卦，换言之，就是卦在筮先。至于天地之数和九、六之别，在他眼中，那是文王重卦以后的事情。文王、周公殁后，圣人的大道随之湮灭，人们崇尚揲蓍末技，才有了大衍数蓍法应运出世。他甚至认为象数之学是汉代以后才附会到《易》上去的伪易学。今天我们已不难懂得，企图单谈义理而摈弃象数的做法只能说是鸠占鹊巢之举。但郭雍所处的时代，局限实在太多，这就势必导致郭雍的蓍法难以避免剑走偏锋。

《周易·系辞上传》天一地二……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段文字，是最容易让学者产生河洛之说和五行入易的联想的。可郭雍不以为然。因《系辞上传》明确载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他无法公然否定河图洛书与《易》之间存在的联系，便退而求其次，采用曲线救国的策略，以为河出图而后包牺画八卦，可河图非卦；洛出书而后大禹书为字，可洛书非字——那么用来成卦的蓍法自然就不能确认其必然与河图洛书有直接的关系，有关系也是间接的。至于天地之数在《系辞上传》中是否与五行有着对应的意味，郭雍说于《易》无所见，非《易》之道也，他看不出《易》里面有五行什么事，当然更看不出蓍法与五行有什么牵扯了。

朱熹作为一代大儒，与郭雍相比较，出乎意料地少了拘泥，多了焦躁。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易》的本来面貌即为卜筮之书，为蓍法寻找理论依据时，反郭雍的务虚之道而行务实。朱熹以自己和蔡元定考订的《河图》《洛书》作为《易》的象数之源，认为大衍之数和九六八七均出自《河图》《洛书》。朱熹、蔡元定因西汉孔安国、刘歆皆论及过河图洛书，又依北魏关子明《关氏易传》，对北宋刘牧《易数钩隐图》河九洛十的河图洛书进行修订，形成河十洛九的《河图》《洛书》，并坚定不移地相信阴阳、四象、五行、八卦、九六、大衍之数都是以其作为母体的。而五行，朱熹认为与《河图》《洛书》《易》密不可分。客观地讲，朱熹并未找到《河图》《洛书》以及五行与易数的实质联系（这一点，笔者在以后的文章中将作出解释），但他的直觉让人惊叹，真理只距他一步之遥了。可惜这关键的一步，他未能迈出，其后千多年的易家也未能跨越。

郭雍是缺乏理性地一味往义理上去觅蓍法的答案，他连大衍之数的探讨也以为是不可穷尽，故无穷尽之必要的。让他来做蓍法这种易学中的数学题，真正苦了他。朱熹则是百折不回地通过易数的途径去觅蓍法的真相，哪怕是缺乏论证的充分、必要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硬着头皮上。他们走的是迥异的路子，所以郭、朱蓍法最终成为大衍筮法富有代表性的两大流派，后来一些学者进行改进的蓍法大率未超郭、朱二人之畛域。易卦本来就是筮数而得，蓍法若是脱离了易数的轨道，结果不言可知。郭雍南辕北辙，朱熹的大方向不谬，所以郭雍的蓍法数理上极不严密，朱熹的蓍法失误程度较轻，因此后人才会有朱熹比郭雍正确的印象。

尽管如此，郭、朱蓍法在认识上还是存有不少共同点。这也是它们能统归大衍筮法门下的原因。归纳如下：

1.都是揲四法，得数都是四种数；

2.都将九六七八视为占筮得数；

3.都以为占筮得数不但分阴阳，而且分老少，老阴最终转换为少阳，老阳最终转换为少阴；

4.都将大衍之数章中挂一之一理解为一根蓍策；

5.都以为至再扐而后挂止，是得数成一爻。

以上几点，学者们乍看稀松平常，似无郑重其事罗列出来之必要。可是，除了第一点，其余的都站不住脚，大衍筮法的问题正是出在这些地方，故先存于此处，以期引起学者们阅读以后的文章时特别之注意。此外，这几点的综合也大致可以作为大衍筮法的定义的。

二、具体过程中的区别

郭、朱蓍法具体步骤上的分野是通过所谓第二变、第三变是否挂一的扞格而爆发出来的，至于左右手、归奇于扐、过揲与挂扐之争皆属次要。

对于《系辞上传》说的分而为二象两象三象四时，郭、朱的解读并无实质性的冲突，两仪、三才（或曰三极）、四季的意思都是再明白不过的，何况《易传》中还有多处地方自为诂训，所以都不能用来作为标新立异的炒作题材。郭、朱只好在其它字眼上面做文章。分挂揲都是动作，动作是通过手来完成的，问题就来了：左手还是右手？朱熹自作解人，说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挂一是从右手所分到的蓍策中取出一根悬挂于左手小指与无名指的间隙中，揲之以四是先以右手四四而数左手之策，后以左手四四而数右手之策。郭雍虽然也说左手象天，右手象地，但挂一时他认为应该从左手所分得的那些蓍策中取出一根。这种官司无谓而可笑，不说也罢。

郭、朱蓍法操作上关键的区别始于归奇于扐。郭雍认为奇为挂一之一，扐为两手之余策，也就是说，第一道揲的程序结束后，将悬挂的那一根蓍策与两手所余的蓍策合在一起。而朱熹认为奇为两手之余策，扐为勒之指间。也就是说，第一道揲的程序结束后，将两手之余策分别勒之于无名指与中指之间。至此，郭、朱都视为完成了第一变，初揲之余数蓍策都是非五即九，两种蓍法尚只有细微的不同。

在进行所谓第二变、第三变时，郭、朱蓍法出现了鲁鱼亥豕之异：挂一这道手续是否仍须重复？郭雍蓍法是不再履行此一手续，朱熹蓍法是如法炮制，将挂一进行到底。两种蓍法在所谓第二变、第三变完成后，揲四后余数蓍策都是非四即八。表面上两者仍是殊途同归，实质都是两者真正决出高下之所在。郭、朱蓍法都存在得数概率失衡的问题，郭法比朱法这一问题要严重得多，症结在此。如果撇开二人之法皆非《周易》占筮古法这一点不论，非得对它们作个取舍，无疑应该选择朱法。郭、朱之辩，后真正能藉以为胜负评判的，其实也只有这一点，其余都属难兄难弟。

郭、朱蓍法最后的矛盾是所谓过揲法与挂扐法的对立。郭雍主张通过将正策数以四除之来得到九八七六之数，此法为过揲法；朱熹主张用挂于指间的余数蓍策，通过所谓奇三偶二的换算来得到九八七六之数，此法为挂扐法。朱熹绞尽脑汁建立了一套阳之象圆，圆者径一而围三；阴之象方，方者径一而围四。围三者以一为一……围四者以二为一的理论，不厌其烦地来对挂扐之数进行改造，尽管他倒打一耙说过揲之数众而繁，归奇之数寡而约似乎其法较郭雍简便，学者们还是轻而易举就能感受到郭雍之约与朱熹之繁，这一仗虽无关紧要，却似乎是郭雍打赢了。今天学者们在介绍大衍筮法时多采用过揲法，几乎无人会提及挂扐法。但笔者以为，应从另一个视角来审察朱熹的节外生枝，他深感《易》中易数之重，苦于未能找到自己坚信不疑的悟解，故有此等方寸大乱的探索。因此而言，还是有其可贵处。

兹将郭、朱蓍法实际步骤表示如下：

经过上表直观的比对，可以看出，除了筮仪的不痛不痒的攻讦，郭、朱蓍法能导出结果差异的还真只有所谓第二变、第三变时是否挂一一处。

三、其他学者间的见解

大衍筮法并非郭、朱始创，从秦、汉之际的学者已经对河图洛书语焉不详这一点来推测，笔者以为大衍筮法不完全排除最早肇端于秦末汉初的可能，但从扬雄太玄卜等处来分析，最大的可能是作俑于两汉之际。对此，笔者以后的文章中会作出解释。

后汉至唐学者们的蓍法见于记载者寥寥，但还是隐隐约约透出大衍筮法之迹象。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释扐：马云指间也，荀柔之云别也，丁寿昌《读易会通》：注疏不解扐字，释文引马融云：‘扐，指间也’，荀柔之云：‘别也’，义并同，不知丁氏所谓义并同是指马、荀二家之说义并同，还是指荀氏别也之说扐、别音义并同？荀氏是将扐作为动词看的，马氏似否，后世学者一般以为马云指间是手指之间的意思，笔者以为马氏亦有可能是以指间（念去声）之的意思，那么扐字他就同样作动词看的，但这种可能极微。马氏如果不将扐字作动词看，则基本上可以据此肯定他认同的蓍法也是大衍筮法，因为大衍之数章所介绍的易筮古法，一定是将扐字作为分挂揲这一系列分别动作的总称的，是动词无疑。对于大衍之数五十，马融以太极、两仪、日月、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来足数，笔者从这一点也看出他并不知晓大衍之数章所反映的易数之理。这两点，看了笔者《易筮古法求真》一文自然明白。至于荀爽，以八卦、六爻加乾坤用九、用六为五十，多半也是不明易筮古法，沦为大衍筮法拥趸的。

唐孔颖达以乾坤二篇之策没头没脑取五十为用，作大衍之数，又以虚一不用为太极，殊非大衍之数章之原义，他对挂一的解释也为郭雍等人沿袭，一字之差，谬以千里，这就决定了他的蓍法必与大衍筮法同流。其九八为多，五四为少之说更是铁证。至于僧一行作《大衍论》，以大衍之数解释历法，在易筮古法失其真传，易数之奥理不为人知的背景下，出现如此这般的牵强附会，不足为怪。

据郭雍说大衍数蓍法至汉代，象数作祟，圣人道熄，二程与张载力挽颓唐，易学才得以拨乱反正。二程是周敦颐的弟子，周敦颐作《太极图说》，据传还曾将之手授二程，可知他是象数派。但从他的《太极图说》中，实在难以找到他果知易数的证据。程颐在论及河图时，则云：九、六只是取纯阴、纯阳，囿于九、六之说，即为大衍筮法所虏，更何况他也以为挂一之一是一根筮策，归奇之奇即挂一之一。郭雍《蓍卦辨疑》还有猛料：程颐曾亲口传授蓍法与郭雍之父郭忠孝，则郭雍蓍法乃祖伊川衣钵也。郭雍还说他的奇扐之说亦本于张载，指出自唐初以来，学者多以奇为揲后余数，扐为指间，致蓍法多舛，直至张载才拨云见日。朱熹因自己有捏造之癖，推己及人，遂疑郭雍伪托或听差了：此说大误，恐非横渠（载）之言，此说尤多可疑。然郭氏既云（颐）本无文字，则其传受之际，不无差舛宜矣。其实，郭雍应无情弊，程、张之说虽确非大衍之数章本义，但与朱熹伯仲之间，都是大衍筮法之属，朱熹不应因二子之言不称己意遂指桑骂槐而诬郭雍。

北宋司马光效扬子云《太玄经》而作《潜虚》，欧阳修视河洛之说为乖戾，都表现出了不谙易数的易学迷失。与郭、朱同时的陆九渊颇为有趣，他自信满满地说：蓍法后人皆误了，吾得之矣，他的四奇八偶之不经，不亚朱熹的奇三偶二，他的阴阳老少不均，不输郭雍的概率失衡，比郭、朱高明不了多少，充其量堪称与郭、朱蓍法鼎足而三，货真价实的大衍筮法。

宋代张辕、庄绰、元代张理等学者有鉴于郭雍的致命伤，想方设法平衡占筮得数，明代的季本采用其用四十有八的破解之法，试图曲径通幽，但都未能得到学界的一致首肯。又有数百年来，各路易家都在为求真法而孜孜探索，惜未有重大突破，几乎无人超出大衍筮法之范畴，笔者在上文归纳的那几点大衍筮法的定义项，类同易学的雷池，能越出一步者至今罕见。鉴此，这些大同小异各存疵漏的蓍法，可一体视之，曰：大衍筮法。或曰：伪易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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